昨晚看电视的时候无意转去了中央八台，正放着《传奇皇帝朱元璋》，虽然名字有点傻，不过有美女曾黎，还是将就着看了一会儿。情节正去到朱元璋颁下严令，要手下秋毫无犯，可胡大海的儿子这个愣头青却抢了不少女人回来，甚至强抢回一个很有名的妓女（故事设定应该是很重要的角色，以后可能跟朱元璋有一腿），然后这个女人到了朱元璋的养子手上，由于这个女子坚持要见朱元璋，所以这养子决定偷偷给朱元璋送去讨好一下同为男人的父亲，结果朱不置可否。到了第二天，朱突然发难，为正军纪决定将违令的人全部处死（胡大海的儿子、朱的一个掌印、胡抢回的众多女子），但容许那个很有才情的妓女自辩，否则也处死。号称很有才情的女子没说出个啥有意义的话，不过不管有没有意义朱元璋都会处死他，因为紧接着朱元璋就说了这样一句：由于时间和场合的需要，我不得不这样做。
      眼看着我就要入戏了，这一句大白话又把我拉了回来。在这个关系生死存亡的严肃时刻，我突然不合时宜地想大笑一场，灵魂附体，灵魂附体！
      因为台词而笑场的问题，已经困扰多位中国顶尖导演的严肃作品许久了，张艺谋、陈凯歌、徐克、冯小刚.......无一不是中箭堕马。最新看到的《夜宴》编剧盛和煜为此还搬出许多说法，什么半文半白，什么情境与诗意之类的，觉得有些傻，电影是个万变不离其宗的东东，观众在电影院笑了就是笑了，这就是铁证，以专业人士的身份去贬低观众的欣赏水准，是个特无耻的事情。有这个精气神跟观众怄气，还不如去思考下如何避免这种解构场面的出现。
      是啊，观众为什么会笑呢？是什么又这么好笑呢？冯小刚电影中那些为中国观众津津乐道的台词、《疯狂的石头》里面的我顶你个肺、别摸我等等，真的有那么好笑吗？为什么一个喜剧电影的成功总是一两句台词就概括了呢？冯小刚的电影去了香港就悄无声息，《疯狂的石头》好像只赚回了几十万票房，这些现实里究竟有什么样的启示呢？这背后其实代表着一个危险的发展趋势，关于中国的喜剧电影，当它们一旦脱离原来的语境，它们就不再具备喜剧电影的一些必备要素了。
      这个趋势有许多背景，比如中国传统曲艺相声、小品等的渗透，但最根本的原因，我觉得还是忽视了电影艺术的本体，对白当然是电影的重要一环，但更重要的还是通过画面表达的细节、动作，还有动作延伸出来的含义，这才是喜剧电影的立足之本。只有这样的喜剧电影，才可以跨越地域、超越时代而存在。
      继续说起我前段时间说过的《红杏出墙》，连珠炮似的幽默对白是这部喜剧电影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真正使这部喜剧电影卓尔不群的，却是对细节的发掘。这部电影的主角是一个指挥家，剧中有许多音乐会的场景，其中有一段是排练。一开始，后台的一个清洁工正在扫地，背景音是前台的合奏，一声钹响突然传来，他一惊，将手中的扫帚抛了出去。镜头缓缓平移，依次掠过一排正聚精会神演奏的大提琴手、一个钹手，透过人从，我们依稀可见两台竖琴，旁边有两个摇头晃脑似乎正在弹奏的女乐师；镜头前推，我们发现其中一个正在涂指甲油，另一个正在织毛衣，而其他人正聚精会神地演奏。然后指挥家的画外音：只需跟随作曲家情绪表达的愿望，有力地拨奏，像牙科医生在钻一颗旧牙...一阵哄笑，然后镜头移至指挥家，他手舞足蹈指挥着乐队。乐曲的高潮处，他右手挥棒，左手向着钹师方向有力一劈，示意钹师敲响那对大钹。钹师应势抬起双钹，大力敲响。然后演奏继续，中途这个手势不断出现，对应敲钹的声音。过了一会而，指挥家略不满的望向钹师：XX先生！钹师：是的，XX先生。指挥家：你的乐器是我在整个乐队中最喜欢的，我一直在看着你，但我听不到你的声音。（手势）钹师（用力敲了一下）：我担心有点太响了，XX先生，粗俗！（指挥家不屑的表情）我打小总被教育永远不要粗俗。指挥家转头：粗俗！当然，但我要听到那无礼的笑声！指挥家转头专注指挥另一面的乐手们。台上，钹师从大提琴手们前面穿过，弄得人仰马翻。钹师跑到后台，从皮箱中拿出一对硕大的铜钹，高举过头，一路小跑着上台。中央，指挥家右手一挥，结果是一声巨响。指挥家吃了一惊，转头，钹师还挤在大提琴手们旁边的舞台上，却得意地敲响手中的钹。指挥家微笑，专注指挥，演奏继续，中途不断地做出手势，钹师也一次次敲响那硕大的钹，并在这其中回到原来的位置，随着节奏敲响手中的钹，发出异常洪亮的声音，而每一次，都令人忍俊不止。
      这本来是一段平淡而严肃的戏，由于对众多细节的深入发掘，成功地制造出了许多笑料，并且将音响、画面、人物、对白、动作、镜头运动、场面调度等众多元素结合在一起，淋漓尽致地体现了电影作为一门综合艺术的特色。在这一场戏里，由于情节刚展开，主人公的心境还处于一个自然而放松的状态下，无论对白表情还是动作都体现了这一点。到了故事中途，得知妻子红杏出墙后，剧情到了一场正式的音乐演奏，上一场的许多细节都得到有效延续并且产生同样的喜剧效果，但人物心境却发生了质的转变，每一次钹响对于指挥家而言都是一次冲击，于是同一细节就具有更深一层的嘲讽意义。在这一场戏里，编导并没有仅满足于重复贩卖前一场的笑料，因为其中一部分必然会效果减弱，新情节添加进了许多新的笑点，这里就不详述了。
      《红杏出墙》的导演普雷斯顿，是我最近才发现的一位堪与刘别谦并提的喜剧导演，仅从我手头已有的《萨利文游记》、《淑女伊芙》、《棕榈海滩的故事》、《摩根河的奇迹》来看，无一不是极品。这个仅有八部作品的导演，一半入选了美国电影协会评选的美国100部最佳喜剧片之列。他的作品没有刘别谦那么的精致，在散发着天才之光的同时也有一丝不谐之音，像《红杏出墙》中于男主人公脑海出现的虚构情节，反复出现三次就略显冗长；而且最后一段男主人公实现自己的计划时阴差阳错的情节偏重于闹剧，跟整部电影的喜剧风格略有冲突。关于这部电影还有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就是指挥家的妻子究竟有没有偷情？对于故事结局，另外的一种说法就是妻子成功瞒骗了丈夫，喜剧之外的又一个黑色幽默。
      回到开篇的话题，为什么最近几年的大片都有文不文、白不白这个贻笑大方的共病呢？我觉得始作俑者还是李安。这个催生了中国大片运作模式的先锋，恐怕没有想过自己的一部近乎完美的文艺武侠作品居然会产生这样的流毒。为了美国市场，在创作《卧虎藏龙》的剧本时，李安除了找来王惠玲、蔡国荣外，还找了他的长期合作伙伴、美国人詹姆斯·夏慕斯，于是在《卧虎藏龙》里就出现了诸如“生命已经到了尽头，我只有一息尚存...我已经浪费了这一生，我要用这口气对你说，我一直深爱着你！我宁愿游荡在你身边，做七天的野鬼，跟随你，就算落进最黑暗的地方，我的爱，也不会让我成为永远的孤魂...”之类的文艺对白，由于整部影片的平和基调还有高潮时的情绪动力，使这几句不至于太过碍眼，至少不会产生强烈的反效果。后来这几位大阿哥学李安走国际路线，底子差一点自然就吃不准这里面的分寸了。至于这几句对白究竟是谁的手笔，由于没有确切资料可以证实，我只能猜测跟王惠玲和詹姆斯关系最大。一是詹姆斯本来很美国白话的英语对白经过翻译造成，二就是王惠玲受了李安的蛊惑决定来一次抒情。她是有先例的人，最肉麻的例子莫过《人间四月天》了。